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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授衔时，我军共有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，随后在1956年和1958年又分别新增两人，至此，共有57位将军获得这一崇高荣誉。这57位将领，就是我们熟知的开国上将，他们是共和国军队的中坚力量和英雄代表。
在这批开国上将中，“三杨”的名字尤为响亮，几乎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他们分别是杨得志将军、杨成武将军和杨勇将军，三人均以卓越的战功和忠诚贡献闻名，是我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。
三位杨将军的卓越表现贯穿了他们的一生。早在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中，三杨就已崭露头角。杨得志当时担任红一军团红1师红1团团长，这支团堪称红军中的尖刀部队。他带领的红1团多次执行强渡乌江、强渡大渡河等极为艰难的任务，创造了许多辉煌战绩。
可以形象地说，杨得志和他的红1团如同战场上的“应急先锋”，哪里形势紧急，他们就出现在哪里，始终冲锋在前，完成了众多艰巨的先遣任务，为主力部队开辟了通路，立下汗马功劳。
展开剩余90%与杨得志同时期的杨成武，也在红军长征中展现了非凡的领导力。他担任红二师红4团政委，带领红4团（团长为王开湘）完成了飞夺泸定桥的惊险任务。红4团作为先锋部队，不仅扫清了敌军设下的重重障碍，还创造了24小时内行军240里的惊人纪录。
在那次战役中，红4团的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和湍急的江水，率先抵达河对岸，成功为主力部队开辟了安全通道。正因如此，红1团与红4团在长征中被誉为“开路先锋”，两团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。
而“三杨”中的杨勇，则因其过人的勇猛和坚韧，获得了毛主席“猛将”的高度赞誉。1934年，杨勇担任红三军红4师红10团政委，随主力长征，参与了全县、娄山关等多次关键战役。
在1934年10月爆发的湘江战役中，杨勇率部承担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。为了确保任务圆满完成，他与敌军激战整整两昼夜。即便负伤中弹，杨勇仍坚持不撤退，继续带领部队奋战。
不久之后，在赤水河畔，他带队发起冲锋时，一颗子弹从右腮射入，鲜血涌出，但他仍咬牙坚持指挥。这种无畏精神赢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，称他为“一员猛将，打起仗来有股虎劲”。
进入抗战时期，三杨将军依旧威风凛凛，再次创造佳绩。杨得志在平型关战役后，率部100余人翻越险峻的太行山，突破敌军重重封锁，在卫河两岸打开局面，随后又创建了冀鲁豫根据地。
杨成武则在抗战期间带领部队击毙了被称为“名将之花”的日本将领阿部规秀，这也是我八路军抗战以来击毙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，极大鼓舞了士气。
杨勇方面，起初领导创立鲁西根据地，后来在冀鲁豫根据地成立后，加入冀鲁豫军区，成为杨得志的得力助手，两人并肩作战。
三杨不仅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，在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乃至和平时期，也都在各自岗位上继续贡献力量，成为共和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。
三位杨姓将军都是从井冈山红一方面军一路走来，从红军时期、长征路上、抗战到解放战争，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他们的功绩贯穿共和国整个军旅生涯，令人钦佩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三杨在对外战争中依然表现卓越。从他们的履历来看，最大的感受就是——三杨是彻头彻尾的“终身优秀”。
若论三杨谁的能力最强，这得视具体领域而定。若论军事指挥，杨得志将军无疑位居首位；若论政治工作，则杨成武将军当属第一。
历史上，明代也曾有“三杨”——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，三人历经永乐、洪熙、宣德及正统四朝，皆为朝廷重臣，关键时期发挥过巨大作用，为“仁宣盛世”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尽管历史时代不同，新中国的三杨与明朝的三杨一样，都是名垂青史的功勋人物，他们的贡献将永载史册。
不过，若提到与三杨齐名的“第四杨”，许多人便不太熟悉了。这位“第四杨”同样姓杨，但知名度远不及三杨，也未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却同样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这位“第四杨”便是被毛主席誉为“红军大管家”的杨至诚将军。
杨至诚将军出生于贵州，虽名气不如三杨，但其才学深厚，出自黄埔军校，和国军将领邱行湘，以及我军宋时伦、许光达、张宗逊等都是同期同学。
当年杨至诚加入共青团，介绍人是湘鄂西红军创建人之一的周逸群。后来，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，并随朱老总登上井冈山，亲历了井冈山会师这一重大历史时刻。
当时，杨至诚已担任连长，按理说，未来大有可能成为与三杨并肩的英勇将领。
可惜，一次战斗中意外负伤，腹部中弹，使他不得不离开前线，转而进入后方休养。
在休养期间，他发现红军后勤保障存在巨大短板：物资匮乏，战士服装杂乱无章，犹如散兵游勇。
他意识到，革命胜利不仅需要前线将士勇猛作战，还必须有坚强有力的后勤保障，保障战士们的吃穿和医疗，才能支持前线持久作战。
带着这份使命感，杨至诚开始投身后勤工作。
投入后勤后，杨至诚深感肩负重任。那时红军物资极度缺乏，甚至连军服都不统一。毛主席交给他的首要任务，就是为全军制定统一的军服。
为此，他四处筹款，建立临时被服厂，干部职工夜以继日地赶制，终于完成了4000多套统一军装。
这批灰色军服配有红色肩章和红五星军帽，成为红四军历史上首次统一军服。看到整齐划一的队伍，毛主席赞不绝口，盛赞杨至诚功劳卓著。
此后，杨至诚历任12军副官长、中央总供给部部长，全面负责军队的生产、供应、运输及邮政工作。
在他的努力推动下，我军相继建立枪械厂、弹药厂、纺织厂等重要后勤单位，极大保障了物资供应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创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“赤色邮政”，实现了有线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的畅通，确保中央与各部队之间邮件文件的及时传递，极大提升了指挥效率。
此外，红军后勤管理和物资供应制度，也是由杨至诚一手搭建，标志着军队后勤保障进入规范化阶段。
在他的精心管理下，红军后勤工作稳步提升，制度逐步完善，保障能力明显增强。
例如1934年春夏季的军服供应率达到80%，大幅改善了战士们的穿着问题。
医疗物资方面，后勤部门已能生产部分药品和手术器材，减少了对外依赖。
武器弹药生产也大幅提升，2月份步枪弹和手榴弹产量较1月翻倍，3月再次实现翻倍增长。
这些优异成绩，皆源自杨至诚的勤勉和智慧，毛主席亲切称他为“红军大管家”。
长征途中，杨至诚不仅解决了给养难题，还利用其贵州侗族背景，促成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关系，保障红军顺利通过。
除了后勤管理，他头脑灵活，善于开拓创新。
抗战爆发后，杨至诚任黄河两延卫戍区司令员，负责边区建设和中央保卫。
面对财政紧张，他提出“生产自救”理念，发掘延长县丰富的石油资源。
经调查，他邀请炼油师傅，搭建简易炼油设备，开创了“土法炼油”。
这土法炼油不仅解决了中央和部队燃料问题，还带来经济收入，让杨至诚声名鹊起。
但炼油作业也极耗体力，导致他身体日渐虚弱。1938年，他病倒，被送往苏联治疗和学习。
康复后，他曾尝试回国，但因边境封锁滞留乌兰巴托，经历乞讨与苦力劳作，终于于1946年归国。
归国时，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，因其后勤资历深厚，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。
在此期间，他创造了多项奇迹。四平保卫战中，前线弹药粮食消耗巨大，每天子弹消耗达300万发，炮弹以吨计，粮食消耗30万斤。
面对巨大压力，杨至诚提出“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供应”，每日密切关注战况，筹备物资，安排运输。
高强度工作严重透支他的健康，但他坚守岗位，确保后勤保障圆满完成。
随着东北军队扩充，后勤工作难度大增。如何筹集庞大物资、科学发放，成为杨至诚重点攻关的难题。
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，杨至诚为完成冬季军装供应任务几乎拼尽全力。
原计划需供应70万套冬装，因东北冬天来早，时间只有两个月。
后续多次追加，冬装总数增至120万套，任务异常艰巨。
面对压力，他仅回一句“坚决完成”。
在他的领导下，军需部门加班加点，克服诸多困难，最终在不足两个月内完成任务。
战后，罗荣桓评价说：“今年的冬装是部队最满意的一年，也是军需生产部成立以来最有成绩的一年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杨至诚领导的军需队伍不仅保障了东野大军，还向华野提供了数万套冬装。
1949年3月，毛主席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所穿的大衣，也是出自杨至诚军需团队之手。
1949年6月，杨至诚随四野大军南下，积极恢复解放区生产建设，奔走于郑州、长沙、武汉等地，促进军需工厂、仓库、医院、学校等设施建设，为新中国奠定坚实基础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依旧奋战在后勤第一线。毛主席又赋予他经济建设重任，这对一向从事后勤工作的杨至诚是全新挑战。
面对压力，他依然秉持“保证完成”的态度，担任中南地区轻工业部长期间，成效显著，成绩斐然。
1955年，杨至诚荣获上将军衔，成为首批开国上将之一。
“三杨”和杨至诚将军都是新中国成立的重要功臣。虽杨至诚未如三杨般频繁征战沙场，但其后勤保障工作是前线胜利不可或缺的基石。
正是有了坚实的后勤支撑，前线将士才得以全力以赴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因此，将杨至诚将军与三杨并列，实至名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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